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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来，非洲国家政治大变局次第发生，以西非萨赫勒地区为例，2020年以来，马里和布基纳法索各发生两次军事政变、几内亚发生一次军事政变，近期政变“多米诺骨牌”已传导至尼日尔和加蓬，以致很多媒体将西非地区称作非洲的“政变带”。作为非洲社会变迁表现的军事政变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统计，1960年至2000年间，非洲大陆年均发生四次政变。相较于博茨瓦纳、肯尼亚、坦桑尼亚、马拉维和赞比亚等从来没有发生过政变的国家，一些非洲国家则被归类为“易政变型国家”。但军事政变并非非洲独有的政治现象，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早先就在其著作中敏锐地提出，20世纪6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出现军事政变的加纳、中非、刚果（金）、尼日利亚等国，就像19世纪拉丁美洲的情况一样，军人干政是政治现代化历程中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普力夺”（Praetorianism）的政治化社会中。简言之，“普力夺”社会就是缺乏共识、各种社会势力都干政的社会。在寡头普力夺制度和激进普力夺制度这两种普力夺制度中，前者是“宫廷政变”式的彼此取代，而在激进普力夺制度下，军人本身往往成为改革者，是从普力夺社会到公民秩序的制度建设者，如埃及纳赛尔执政时期的情况就是例证。亨廷顿还认为，几乎所有寡头型社会最终会演进为激进的普力夺政府，这实际上是第三世界作为独立觉醒民族集体亮相世界舞台并开始变世求治、追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亨廷顿曾告诫称，“就军队本身去解释干政现象是说明不了问题的”，因为“它是更加广泛的社会现象的特殊表现”，必须从广阔的社会变迁视角去看待军人干政现象。回到非洲的情况看，20世纪60年代，其正值从传统向现代过渡之际，西方殖民主义摧毁了当地原有政治制度、破坏了合法性的传统源泉，使得“当地统治者要看帝国主义宗主国的脸色行事”，这是社会最终转向“激进普力夺”的根本原因，是作为关键力量的军官团体和民族知识分子等共同参与到民族独立过程中的广阔背景。此外，冷战时期，通过政变上台的领导人很容易通过宣布其意识形态选择而获得美国或者苏联一方支持，也就是说，冷战时期的大国权力政治为政变成功提供了条件，并有利于其扩散。21世纪前20年，政变年均发生次数相较此前40年降低了一半，被普遍解读为得益于非洲大陆更加民主化。考虑到冷战后“反政变”已经成为国际通则。2007年的非盟宪章中有关“民主、选举和治理”的部分，明确对于“非宪法性的武装夺取政权”给予严厉谴责。这意味着，之前轻易通过美苏支持获得合法性的政变领导人，今天在国际上和非洲大陆内都没有“市场”。然而，外来的压力显然没能阻挡疫情以来这些国家陆续发生政变，其内部动因是什么呢？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的案例从发生政变的西非国家情况看，虽然导火索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这几国均面临恐怖主义威胁不断升级、公众生存环境恶劣等困境，加之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以来急剧攀升的物价对民众生活造成巨大影响，可以说政变是各种困境交织的结果。而判断政变领袖会成为“寡头”还是充当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者”，需要听其言观其行，看其与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尼日尔政变原因，很多观察家在政变领导者齐亚尼中将与民选总统巴祖姆之间的“个人恩怨”上做文章，却忽略了长久以来恐怖主义活动令尼安全形势恶化，新冠疫情“综合症”和持续的旱灾使得该国自2022年2月以来粮荒严重、民生无着。尼民众毫不掩饰对政变军人的支持，并强烈质疑持续通过采掘重要矿产、货币绑定等手段剥削尼日尔的法国，这足以说明民众的诉求。政变以来，在尼日尔存在巨大军事和矿产利益的美国和法国，立即联手欧盟、英国等伙伴对尼施加外交压力，切断了对尼财政援助，并迅速采取撤侨行动，但同时宣布绝不从该国撤军。对此，尼军政府以最后通牒的方式下令驱逐法国驻尼大使，并要求法国归还军事基地。同时，尼军政府领导人连续出访此前亦发生军事政变的几内亚、乍得、马里、布基纳法索，向其“取经”并希望获得这些国家的支持。7月26日尼日尔发生军事政变后，非洲次区域组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对其实施了关闭边境、限制人员流动等制裁措施，西共体是否会以军事介入的方式督促政变者还政于民选总统备受关注。不过，西共体军事介入尼局势的窗口期现在似乎已经过去，陷在各种巨大政治经济压力之下的西非各国实际上很难有余力出兵境外。多国的传统势力和支持政变军人的尼日尔民众，实际上都在督促西共体超越“反对一切非选举形式更迭政府”的一刀切式思维，辩证地看待军事政变。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布基纳法索。该国2022年陆续发生两次政变，引发外界关注。不管是第一次举义的达米巴中将还是第二次发动政变的特拉奥雷上尉，欧盟不断警告其不得与俄罗斯瓦格纳集团合作，美国也多次以将该国踢出“非洲经济增长机会法案”（AGOA）为要挟要求其恢复民选政府，但两人都得到了民众的拥趸。对于该国民众破坏法国文化设施的象征之举，外界应超越“反法情绪”层面去看待，这是一种社会深层的动力，他们的愤怒所指向的是国家贫困的根源，是独立以来延续存在的霸权和帝国主义结构。2022年10月，特拉奥雷宣誓就职过渡总统。目前，他麾下的政府正在经济民生领域推进改革，有些人认为这或许可以被视为塑造布基纳法索国家新发展方向的重大变革。昨天的风吹不到今天的树？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非洲国家恶性安全事件频发，如尼日利亚的牧民与农民因争夺水源和土地而发生的械斗、绑架等事件激增，索马里、肯尼亚、尼日利亚等国多年来一直饱受跨境恐怖组织困扰。政变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国家社会陷入复杂危机的一种反弹。更值得深思的是，为何萨赫勒地区成为诸多恐怖组织的温床？2023年2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了一份题为《走向极端主义：招募通道与解脱》的调研报告，调查样本为八个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乍得、尼日利亚、尼日尔、马里、喀麦隆、苏丹、索马里）的2000名青年，其中1000多位受访者之前是“基地”组织、“博科圣地”、“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成员，没有工作机会和基本生计来源是这些青年加入极端组织的原因。这份调查报告非常有说服力地显示了青年的极端化问题和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定义的贫困（是指作为权利和能力的发展机会的贫困）之间的根本关联。近年来很多学术作品追踪了殖民统治与非洲贫困、冲突和暴力现象关联的研究，但常被打上“还原主义”的标签，认为非洲的暴力和不安全体现的是非洲本身的“安全治理能力赤字”，不能把责任推给西方，仿佛昨天的风吹不到今天的树。对此，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学者F.Nganje辛辣地指出，冷战时代和后冷战时代，非洲的不安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大国对非施加的种种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的“副产品”，是这些域外行为体与某些贪婪的、短视的非洲政客勾结起来沆瀣一气的结果。美国倾向于对非洲安全问题采取短期干预行为，这有其地缘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考量。例如，美国大多数“安全援助行动”都寻求强化自身在非洲的军事影响力，包括增加武器销售和转让、军事培训、海军演习并且获取在战略性国家的驻扎基地权。又如，2001年打响反恐战争以来，延续冷战时期对扎伊尔（今日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及独裁政权长期支持和扶植做法，美国把“更迭政权”作为一种对非政策目标，瞄准那些不能够服务于美国利益的国家。对于一些非洲国家而言，前宗主国法国扮演了更糟糕的角色。2011年，法国扮演了北约轰炸利比亚行动的核心角色。12年来，这一行为的溢出效应不断传导到非洲北部和西部地区国家。早有学者提出，对于法语非洲国家而言，解决不断影响非洲的军事政变和其他形式的政治不稳定，“首先要重思法非关系，因为这种关系不断地将大批非洲政治精英变成法国利益的输送管道，特别是保障其在大陆上获取自然资源和投资机会的特权”。同马里和布基纳法索一样，尼日尔政变发生之前的几年里，国内民众已经多次举行游行反对执政者过于亲法亲美的外交政策。这是因为民众清楚地看到：尼日尔国家储备的一半在法国央行，美其名曰保证货币（非洲法郎）的稳定性，尼需要使用时候须以缴交利息的形式才能拿到；尼日尔的铀矿是法国大部分核电供应的原料来源，但这一生意95%的利润掌握在法国人手里。政变发生后，面对媒体采访，尼日尔民众大声质问，“为什么前法国的殖民地都是最贫困的”？非洲老一代学者、思想家马兹鲁伊教授在一本书的序言中写道，“非洲灾难的本质和核心，是西方成功地建立了全球种族等级制度，非洲被置于金字塔底端”，因而重建的关键是“非洲人冲破种种矛盾和分裂的桎梏，达成泛非解决方案”。针对非洲本土社会文化和政治网络被外来者瓦解、碎片化后形成的安全困境，马兹鲁伊教授建议了八种具体“泛非解决方案”，目标指向“非洲治理下的和平”。美国学者布雷默反思新冠疫情以来的世界，在其新作《危机的力量》中提出了“必要的危机”一词，认为困难重重的时间节点下，也刚好意味着“豹变”的可能。期待全球大变局下遭遇重重困难的非洲，化危为机，获得真正的“豹变”。文章来源：《世界知识》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