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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师范大学:科技手段助力人文关怀

2021-11-10 13:23:27 来源:中工网

安徽师范大学自主研发出智慧资助大数据平台,可对所有学生进行全方位画像、精准识别贫困生,再根据困难学生的不同情况,量身定制“菜单式”资助方案,从而实现对贫困生的精准识别、精准资助、精准育人和精准评估。

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独自来到2000多公里外的安徽芜湖,大一新生杨浩(化名)一进入安徽师范大学就激动了好一会儿——他的床铺上已铺好了整洁的卧具,桌上洗漱用品一应俱全。杨浩开心地给奶奶打电话报平安:“我在学校一切都好,什么都不缺。”

杨浩从小失去父母关爱,由奶奶拉扯长大。今年9月,他考入了安徽师范大学。学校在建档时将其家庭情况记录在智慧资助大数据平台上,随后,对他的一系列资助方案开始了:免去学费、发放生活补助、买齐生活用品……

智慧资助大数据平台,是由安徽师范大学自主研发的数据抓取和分析系统,可对所有学生进行全方位画像,并能精准识别贫困生。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再根据困难学生的不同情况,量身定制“菜单式”资助方案,从而实现对贫困生的精准识别、精准资助、精准育人和精准评估。

大数据画像:科技手段助力人文关怀

安徽师范大学智慧资助大数据平台关联了校内学工、教务、研究生、总务等8个部门的11个业务系统,通过学生填报和系统抓取准确采集所有学生的家庭经济详情、日常消费数据、学业分数、奖助记录以及班级考勤、宿舍门禁、素质拓展、就业升学、学生行为等各类日常管理数据。

平台主要研发人、该校学生处副处长项家春介绍,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和层次分析法,对采集到的数据信息进行综合分析,设计了9个二级指标、79个观测点,构建数学模型,进行量化赋分,建立了量化认定指标体系。

以住房情况这一二级指标为例,有房还是无房、农村自建平房还是楼房、租房还是购买商品房、人均住房面积多少,7个观测点均有不同分值比重,再辅以家庭成员情况、收入负债等其他指标,便能准确地衡量出一个家庭的具体经济状况。

过去,学生困难等级认定,往往需要学生通过“比惨”来争取“同情分”,测评小组成员对学生家庭情况的判定也存在不少主观性,既不科学,也缺乏人性化。平台的上线实现了精准的量化赋分,使认定环节变得更加科学、公平、公正。

为了验证平台画像的准确性,该校每年随机抽取一市一县,学校工作队驻点一周,通过走访居委会、物业、邻居及学生家庭,开展全覆盖回访验证,核查学生家庭真实经济状况,并根据验证结果对指标体系进行修正。

“实地回访既验证了数据的准确性,也是对学生的一次诚信教育。数据显示,平台认定的精准度高达99.24%。”安徽师范大学学生工作处处长刘晓宇说。

为了保证大数据画像的准确性,该校将数据库关联学生档案,信息会实时更新,动态监测分值也随之变化。“这样使得学生困难等级可以每年精准更新,而不再需要学生反复填表、到地方政府开证明盖章。”项家春说。

“菜单式”资助:总有一款适合你

“同学你好!端午临近,学校了解到你目前生活存在困难,向你校园卡打入500元生活补贴,帮助你缓解压力,希望你能够安心学习,取得更好成绩。”这是法学院2018级学生梅林(化名)在端午节前收到的短信。

起因是智慧资助大数据平台发出了梅林的消费异常预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金捷立刻查看了梅林的消费记录,发现在5月7日~6月7日期间,她的单次最高消费额都不超过5元,总的消费额也明显低于平均水平。为此,经过辅导员对接核实情况后,资助管理中心为她提供了“一卡通隐形资助”项目。

“平台会跟踪分析困难学生在校消费情况和生活费来源,构建数学模型,计算个人资助需求,实施消费预警和资助预警,实现‘一生一策’的精准帮扶。”金捷介绍说,全部资助经费点对点发放,不需“自揭伤疤”,不需第三方证明。

系统动态跟踪数据,跳过繁琐流程,最大的作用就是保证应助尽助、及时救助。大到家庭突发变故,小到一套考研辅导书、一件棉衣、一张返乡车票……既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也为贫困生们想买却舍不得买的学习生活必需品买单。

据介绍,仅2020年,全校就有23154余人次困难学生获得各类资助3047万元。

成长型资助:让困难学生成长成才

“困难学生资助工作的更高境界是助力学生成长成才。”安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胡朝荣表示,相比较而言,受家庭经济背景、义务教育背景、社会交往背景等影响,经济困难学生比普通大学生需要更多的成长支持,这就需要学校在保障型资助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为困难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成长指引和提升帮扶。

为了做好“扶智”和“扶志”,安徽师范大学设立了11个大类成长型支持项目,帮助困难学生在学业导航、学习培训、科研创新、社会实践等方面全面发展提升。

曾经辍学打工的社会体育专业2018级本科生蔡张飞,通过平台的精准资助和成长型资助项目引导,携笔从戎,建功军营,退役复学后积极参加“五四”爱心学校志愿者服务,用一颗感恩的心回馈社会,被评为“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他这样说:“每一次支教看到孩子们就让我想起童年,我渐渐明白,走出乡村,不是为了远离乡村,而是为了感恩乡村、改变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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